我是棠棣，一枚历史爱好者。欢迎大家我，一起谈古论今，纵论天下大势。君子一世，为学、交友而已！

一、外戚豪族与宦官豪族

东汉末的政权在外戚和宦官手里。

外戚与宦官，是两种豪族。他们的势力与中央政府关系特密。

如外戚，普通原来已是豪族，因取得中央政权而突然特别发展。如宦官，本来就不是豪族，得势之后，有许多人来依附，再发展，也就成为特别大的豪族。

外戚与宦官，都是所谓"幸进”。尤其宦官的发展，是一步登天的突然发展。他们多数是不学无术，父兄们“攀龙附凤”不需要读书；子弟们生下来就娇纵，也不会读书。他们没有政治眼光，更没有政治经验。不明白逆取顺守的道理。只晓得要这突然的发展再更迅速地扩大开来。这样，他们除掉剥削小民以外，更要打击其他豪族，夺取他们的资财官爵。这对外戚宦官的发展非常方便，因为大鱼吃虾米总不及吃小鱼养料丰富。

外戚宦官的急进，引起保守派豪族的不满。保守派豪族有许多在朝大臣，是一般士大夫的领袖。他们读过书，懂得孟子“数罟不入污池，鱼鳖不可胜食”的道理。所以除掉因为急进派豪族不肯与他们共存共荣而自危之外，并反对急进派的“竭泽而渔”政策。

他们晓得任急进派干下去汉朝的政权要动摇了，于是忠义之心油然而生。合并了为公为私两种动力，他们就一起来抗斗。

急进派与保守派的划分，并不是很显明，也不是突然就显出的。

他们所以能够各自团结，就因为宗亲宾客门生故吏等等关系，原已造成许多豪族。豪族因为共同利害而渐渐团结起来争斗，争斗越紧张，团结就越密切。

有人认急进派与保守派的争斗为中央豪族与地方豪族的争斗。这有些道理，但不能包括。因为外戚宦官虽是中央豪族，也不能一口都吞下一切地方豪族。他们对地方豪族的一部分也有联络。他们联络与自己相类的豪族而吞并异己的，这是很自然的情形。

外戚宦官的性质，是“富而甚无知”；其他士大夫，则是“不甚富而有知”。这两种性质的豪族渐渐地分化开来。但外戚并不全是“富而甚无知”，有时也与士大夫结合，所以不便称为外戚官官与士大夫的斗争。士大夫常以“清”自许。我们可以称“不其富而有知”(即保守派)者为"清流”，而称“甚富而无知”者(即急进派)为“浊流”。清浊渐渐分明，政争就日趋激烈。

浊流之所以有地位，是因为能把握住君主。君主之所以有力量则因为光武以后的中央集权。中央集权，并非始于光武，我们可以说从西汉武帝即已实行，但光武更把制度确定了。集权中央实在是一把两面锋利的刀，在君主精明的时候，可以利用它来压制豪族：在君主黯弱的时候，仍旧要被豪族取去，反来劫制君主。

两面锋利的刀，在君主自己无力执掌的时候，自然要找极可靠的人来托付。在无知的君主想来，自然是亲戚最可靠。在东汉许多皇帝都不长久，又少子嗣。每每需要外藩入继，太后因为外藩不是自己亲生儿子，不肯相信，常是选立幼君，自己临朝听政，把大权交给自己娘家人才算放心。这样大权自然而然就落到外戚手里。

二、清流豪族的挺起

清流是“不甚富而有知”。他们的经济势力，不及浊流。但他们虽不能给予人很多的“利”，却能于利之外，同时给人以“大名”，所以依附的人也不少。

东汉确是有所谓“清议”，清议的发出者正是清流，如太学生之类。太学原是一条仕进之路。从西汉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都得复免徭役。弟子由太常选择，或郡国荐举。每年课试一次，及格的补文学掌故缺，优等高第可以补郎中。后来弟子员额渐增，元帝时增到三千人。平帝时，增加元士(六百石)之子，可以与博士弟子一同受业，但不必计算到三千人内，是额外又有增加。此时每年课试，甲科四十人为郎中，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，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。

东汉初诸帝，都奖励经术，承袭西汉的制度。安帝以后，渐渐忽略。博士不讲书，弟子也怠散。太学破坏，成为菜园，还常有牧儿樵童跑来。顺帝听了大臣的话，才重修太学。共造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。增加课试甲乙科各十人。此后游学增盛，至有三万余学生，为西汉时的十倍。

多数太学生之来，恐怕不是为读经而是为作官。当时经学确是太琐碎了，解说经上几个字，动辄用数万言，其中恐怕无甚兴趣。

所以太学生多数不讲章句，只尚浮华，重谈论，务交际。他们也可算是一种议民，常常批评政治，讲论人物。公卿有的怕他们贬议，至于亲自到门来同他们结交。太学生乐得藉此交通权贵，于是或为朋友，或称门生。如郭太、贾彪等乃率领三万余太学生，与李膺等互相褒重。太学生把他们所称誉的人造出七字句来唱为口号如称李膺“天下模楷李元礼”，第四字同第七字叶韵，这是当时的习惯。

这样太学生与清流大臣就结成了党，后来因为同宦官斗争而被禁锢。清流与浊流既难并立，清流又有部党的支撑，名誉的鼓励，自然要挺身而起与势倾朝野的浊流相抗，造成轰轰烈烈的政争。

东汉开始有党，大概始于甘陵郡的南北部。甘陵周福，在桓帝为侯的时候给桓帝讲过书。桓帝即位，拔擢他为尚书。同时同郡河南尹房植在朝很有名。植的乡人为他们造出两句口号说：“天下规矩房伯武，因师获印周仲进。”对周福有些不敬，从此周、房两家的宾客互相讥揣，各自连结朋徒，渐渐结了仇隙。于是甘陵有了南北部的对立。部就是党的意思，可知党的分子中，宾客非常重要。

东汉结交宾客的风气非常盛。宾客还有战国传下来的任侠风气，对主人真肯卖命。门生故吏也都一样。

清流与浊流既难并立，清流又有部党的支撑，名誉的鼓励，自然要挺身而起与势倾朝野的浊流相抗，造成轰轰烈烈的政争。

三、第一次党锢之祸

第一次党锢是在延熹九年(公元年)，那时李膺新做司隶校尉。李膺到官十日，就杀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。朔原做野王令，贪残无道。野王正是司隶所属。朔听说李膺的利害，就逃回洛阳，藏在张让家里的合柱中。膺知道了，不肯放，率领吏卒破柱取朔，交付洛阳狱，审问后就杀了。张让诉给桓帝。帝召膺来责问。

但膺答得有理，桓帝只好放他出去。此后诸黄门常侍都鞠躬屏气虽休沐也不敢出宫。桓帝怪问他们，都叩头流泪说：“怕李校尉!”

同时，汝南太守宗资委任功曹范滂，南阳太守成瑁委任功曹岑晊。范滂非常正直。滂的外甥李颂，为人很差，滂不用他。颂转托“唐雨堕”唐衡请宗资用他。宗资就用他为吏。但范滂是功曹，他给压下来不去召用。宗资知道了迁怒而捶打书佐朱零。零说：“范滂的办法是对的。你打死我我也不能去。”宗资自己信托范滂已久，也没办法。当时人说“汝南太守范孟博，南阳宗资主画诺。南阳太守岑公孝，弘农成瑨但坐啸”。郡守如此信托掾属，其关系之密，可想而知。实在当时冒犯浊流是出生入死的事，没有这样的优遇谁肯去呢。

岑晊的公正也有表现。宛县有富贾张汎，是个工艺家，最会雕镂玩好之物，常送些给宦官，因此得到显位，用势纵横。岑晊劝成瑨捕他。不久遇赦，但岑晊竟诛死他。一并收杀沉的宗族宾客二百余人。杀后方奏闻。这种遇赦先杀的办法，是清流所常用的。

徐卧虎”徐璜的兄子宣为下邳令，抢了故汝南太守李嵩的女儿，给射杀了，把尸首埋在衙门里。东海相黄浮正管着他，听到报告，就收宣的家属拷打。掾史劝他，他说：“徐宣是国贼，今天杀他，明天就因此而死，我也瞑目。”竟把宣杀了。

这几案都发生在延熹八九年间。宦官们纷纷向桓帝告发。成瑨、刘瓆、翟超、黄浮同时得罪。有司承奉宦官的意思瑨、璜定为“弃市"，超、浮则“髡钳输作左校。太尉陈蕃等屡次上疏营救，无效。

延熹九年秋天，成瑨、刘瓆都死在狱里，冬十二月，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，下狱。告发人名叫牢修。

大概是延熹八年，李膺还做河南令的时候。有河南张成，善说风角。据他推占不久要大赦，就教他儿子去杀人。李膺派人收捕，果然遇赦。李膺大怒，竟把他们杀了。张成原仗着风角交通宦官，连桓帝也有时候请教他(这恐怕是他杀人遇赦的真正原因)。

此时被杀，宦官正不高兴，李膺又升官作司隶校尉，杀了张让的弟弟。宦官们受不住，就叫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膺等“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郡生徒，更相驱弛，共为部党。朝廷，疑乱风俗”。

桓帝大怒，下诏郡国逮捕党人李膺等共二百余人，有逃走的，悬赏追寻。此案经过三公府，太尉陈蕃说：“要考案的都是海内人所称誉忧国忠公的臣子，此等人虽以后十代有罪，都该教宥。现在罪名不彰，岂可就收掠他们呢?”他不肯连署。桓帝更怒，把李膺等都下了狱。陈蕃又谏，不听。

桓帝说他辟召不得其人，把他免职下狱的人，有汝南功曹范滂在内。入狱时，狱吏告诉他们入狱的皋陶。滂不肯，说：“皋陶是直臣，要知道我无罪，必到天帝处为我洗刷。我若真有罪，祭也无用。”于是别人也都不祭。范滂为人非常义气，见同囚的多在害病，在狱吏拷打时，常请先受打。

后来桓帝使宦官王甫审问他们为何结党。滂大概是因为官小，在后面，越次而对，说：“要使好人同好人在一起显得更好。联合起来一同把恶人除掉。”王甫问他们究竟为什么。滂说：“古人为善，自求多福。今人为善，身陷大戮。我死之后，请埋我在首阳山旁。我是清白的。上不负皇天，下不负夷齐。”王甫在宦官里要算好的，听了很是感动。

清流之中有一派很谨慎的，看党祸不解，连累很多，只得出头。如颍川贾彪就到洛阳请城门校尉窦武、尚书霍谞等上疏说情。

窦武是外戚，比较有力。同时李膺等多攀引宦官子弟，说是同党。宦官们怕起来。也就请求桓帝，说天时宜赦。第二年，即永康元年(公元年)，赦天下。党人都放归田里，书名三府，禁锢终身。禁锢即是不许作官的意思。第一次党祸就这样结束。

四、第二次党锢之祸

第一次党锢不过是一个序幕，清流浊流的正面大冲突还在后面。就在永康元年，桓帝死了，没有子嗣。陈蕃、窦武等，定计迎立幼主灵帝，窦太后临朝。窦武是窦融的玄孙。窦氏这一族在窦宪被诛时虽曾受一大打击，余势仍旧存在。立为桓帝皇后。常受赏赐，窦武都把来散给太学生。太学生在党锢之前，最称誉李膺、陈蕃、王畅三人。

后来最尊的天下名士，为三君，即窦武、刘淑、陈蕃。君是一世所宗的意思。

三君的口号是：

天下忠诚窦游平。天下义府陈仲举。天下德弘刘仲承。

窦武这时封大将军，陈蕃为太傅。刘淑是宗室，桓帝时对策为天下第一，很得信用，名气极大，窦武、陈蕃等又起用李膺、王畅等其他名士，有许多也都得着作官。

太学生等所标榜的名士，三君之下，还有八俊，俊是人之英的意思。

八俊的口号：

天下模楷李元礼(长乐少府李庸)。天下英秀王权茂(司空王畅)。天下良辅杜周甫(太仆杜密)。天下冰凌朱季陵(司隶校尉朱寓)。天下忠贞魏少英(尚书魏朗)。天下好交荀伯條(沛相荀昱)。天下稽古刘伯祖(大司农刘祐)。天下才英赵仲经(太常赵典)。

其次有八顾，是郭林宗、宗慈、巴肃、夏馥、范滂、尹勋、蔡衍、羊陟。袁山松书没有范滂，有刘儒。

每人也有一句赞，都是天下什么，与八俊相同。例如“天下和雍郭林宗”。是能以德行引人的意思。再次有八及，是张俭、岑晊、刘表、陈翔、孔昱、苑康、檀敷、翟超。袁书没有翟超，有范滂。每人一句赞，是海内如何如何，例如“海内贵珍陈子麟”、“海内謇谔范孟博"。及是能导人追宗的意思。

再次是八厨，即度尚、张邈、王考、刘儒、胡母班、秦周、蕃向、王章。袁书没有刘儒，有刘翊。每人一句海内什么，同八及一样。例如“海内珍奇胡毋季皮”。厨是能以财救人的意思。四八三十二加三君共三十五位。除去郭林宗一个“有道”，其余都是作官的。差不多越在前面的官越大。

陈蕃、窦武等既为三十五位清流的领袖，得到太学生的拥护。

又身居显位，自然该有所表现，努力铲除浊流。但这般清流，与浊流政见虽然不同，也是为争地位。现在已经大体得手，窦武尤其得意，兄弟父子，并封三侯，旬月之间，积财以亿计，办事就不免迟钝。

陈蕃因同宦官结了深仇，屡次力劝窦武根本铲除官官，告诉武“我以八十老年，还想替将军除害，你很可以下决心了”。武入宫奏知太后。太后也不主张全废掉宦官，所以事情久未发动。

这时还是灵帝建宁元年(公元年)。窦武、陈蕃决意要诛宦官，走漏了消息。宦官曹节、王甫等在夜里就先下手，逼着十二岁的灵帝升殿。劫了太后的玺绶，矫诏收捕窦武等。

陈蕃闻变，率领属官诸生(是门生)八十余人，都拔刀突入承明门。同王甫等对骂一阵，蕃被围数十重，大打一阵，终于被捉下狱，即晚被害死。窦武没有接受伪诏书，骑马跑去召集一部分京师卫兵，有数千人。

到天明，王甫也领一部分卫兵，约千余人与他相抗。王甫又利用方才回京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，与他合兵，势力也很盛。就在宫前对垒。但窦武的卫兵向来怕宦官，这时王甫又告诉他们先降的有赏，就纷纷倒戈。窦武见势不好，要跑，被众兵围住，只好自杀。窦氏的宗族、宾客、都定了罪。窦武及陈蕃的家属都被迁徙。

门生故吏，都被禁锢，这是第二次党锢的开始，窦、陈两豪族先被牺牲。

建宁二年(公元年)，接着有人奉承侯览的意思，告发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，“别相署号，共为部党，图危社稷”。其中张俭是八俊的首领，次有八顾八及。因为当时已经都知道太学生所称美的三十五人，这是另外一回事，所以说“别相署号”。“图危社稷”与现在“危害民国”的意思相似，是当时宦官苦心想出来加给党人的罪名。灵帝问他们为何收捕党人的时候，他们也拿这四个字作答复的。

灵帝下诏收捕张俭等，同时曹节授意有司奏捕前次已教的党人虞放、李膺、杜密、朱寓、荀昱、巴肃、魏朗、翟超、刘儒、范滂等百余人下狱。诏书下来，有人劝李膺逃走，李膺不肯，竟拷死在狱中。

膺的门生故吏都被禁锢。当时老师收门生都有名籍登记。侍御史景毅的儿子，师事李膺，但名籍上漏脱了。宦官是据名籍找人的景毅因此未被罢免。但景毅因为佩服李膺，自己声明，免官而去。

受命捕范滂的人到县，不肯下手，抱着诏书不公布，自己闭门哭泣。范滂听了说：“一定是为我。“就自己去投案。县令劝他逃走。他说不愿连累老母及县令，不肯。滂的母亲来同他诀别说“你现与李膺、杜密齐名，死又何恨，既享令名，又想长寿，哪能够呢?"滂拜受教，回头同他的儿子说：“我要使你为恶，恶不可为。要使你为善，可我要没有作恶呀!”路人听了为之流涕。滂等百余人都死在狱中。

张俭与李、范不同，亡命逃走。许多人都重他声名，破家相容。辗转北逃，走出塞外。宦官追捕。凡他所经历的人家，被诛杀的有数十，宗亲都灭绝。郡县为之残破。夏馥(八顾之一)不赞成他这样逃法，说是“一人逃死，祸及万家”，就是逃活了又有何意思?自已剪须改装，逃入山去。

党祸的牵连，虽很厉害，废达到六七百人。但仍有谨慎的清流未曾被祸。如郭林宗听到党人死亡，只在暗地悲叹，并不发表言论，他平日就不肯得罪人，所以无人诬陷，虽然名列八顾，竟自漏网。也许因为他没有作官，用不到禁锢罢。

现在清流的余党只有太学生了。东汉第一次太学生运动是在桓帝永兴元年(公元年)即第一次党锢前十三年。当时清流有冀州刺史朱穆，因为奏劾贪污，被宦官诬害，论输左校。

第二次是延熹五年(公元年)即第一次党锢前六年。平羌名将皇甫规入朝。规在边时曾奏免交通宦官的贪污官吏。入朝后宦官徐璜、左倌向他求财货，他不肯给。宦官也诬他以罪，输作左校。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上书为他申冤。恰巧遇赦。又算成了功。

但这两度禁锢中太学生遭难的似乎不多，大概是太学生领袖郭太(林宗)、贾彪(伟节)为人都很谨慎，所以太学生没有大举起来做运动。也许是他们所追、所敬佩的人都遇了害，自己不敢出头。也许与陈蕃同入承明门死难的八十余人里有太学生，不过数目不算多。

太学生虽然没有举动，心里总是不平。这情形宦官也知道。

窦太后从陈、窦遇难，就被软禁。到此是建宁三年(公元年)，太后忧病而死。不久，有人在朱雀阙上写“天下大乱，曹节、王甫幽杀太后。常侍侯览多杀党人。公卿皆尸禄，无有忠言者”。诏书搜捕，结果太学生被系的千余人，这是太学生受了一次大牺牲，作了党祸的结尾。

此后替党人说话的，都不得好结果。宦官等一派浊流，十分得意。宗亲宾客，布满州郡，宰杀天下。人究竟不是鱼，不能听人杀尽，黄巾的暴动于是起来。直到中平元年(公元年)才有一位明白点的宦官吕强，劝灵帝开禁，以免党人与黄巾合伙。灵帝就下诏大赦党人。诛徙之家，都归故郡。这时黄巾已起事一年了。

总看这前后二十余年的党争。情形虽很复杂，只是清流浊流两个豪族集团争取政治地位的殊死战。两方面都有宗亲宾客故吏门生。死难的人诚然可称忠义。但这忠义对君国的成分少，而对长官对老师的成分多。道德的涵义也随时代改变了。他们能够争斗，正表示他们能够团结，也正表示豪族的势力已很雄厚。

豪族的团结，在东汉末到东晋初几番变乱中，更表现出力量。他们一面自保，一面乘机发展。

（正文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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